今天医师节，这是一位儿科医生的日常

《实习医生格蕾》

一位医生的值班日常是什么样的？

早晨七点起床，医生新的一天从这个时候开始。哦，如果当天轮到值夜班，那旧的一天就从这个时候结束。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早晨交班、查房、开医嘱、新收病人、查体、开检查、写病历、办入院一刻不停。下了班之后工作也还远未结束，看论文、写论文、设计课题、做实验、申请专利、评职称。天天如此，周而复始。

除了这些固定的主线任务，在工作过程中医生还需要随时面对随机出现的支线任务。比如一场情况突然急转直下，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手术，比如家属愤怒的威胁和怒吼，还有注定要面对和接受的一次次死亡。

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学医的周期很长，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3年住院医师培训，3年专科医师培训，三年又三年，如果对医学没有足够的热爱，很难熬过这些辛苦又漫长的日常。

既然这么辛苦，又这么难熬，医生们最初为什么还是坚定的选择了这条道路？杰伊·韦伦斯是一位小儿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在他的新书《开颅》中，他记录了作为一名小儿神外医生不凡的日常，也回顾了在这份工作中的遗憾与收获。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翻开这本书，翻开“普通”医生们的每一天。

以下内容摘选自《开颅》

1.我决定做出一种选择

我是一名小儿神经外科医师。这意味着我要为脑和脊髓患病的各个年龄的孩子开刀。这些疾病包括肿瘤、血管畸形、需要动手术的颅脑发育异常、脑积水、脊柱裂、创伤等，是一份长长的单子。我会用头发丝一样细的缝线，将出生时可能就扯断了的神经缝起。我们的手术对象，有些是即将成人的青少年，有些出生才一个礼拜，其中的一些早产儿，体重还不到一公斤。我曾经以为这个体型已经够小了，直到几年前，我开始对子宫中的胎儿开展脊髓手术。

有数不清的专业外人士跟我说过别去神经外科：“你和那些人不一样。神经外科医生总是疲惫又暴躁。他们傲慢自大。他们操劳过度。病人恢复得很差，都死了。”

最初在实习轮转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心内科：查体，特别是心脏听诊，再以这些结果为抓手，做出之后的决策。审慎地讲解，周密地计划。你知道小舌的振动可以用来诊断主动脉回流吗？现在还有人知道这个吗？我们那时就知道。在心内科，男士系领带，女士披围巾，我们脖子上挂一只听诊器，诊断杂音、摩擦音、奔马律、喀喇音和隆隆样音，那架势就仿佛我们统治着医院的每一条走廊每一间大厅。

三个月后，我又觉得普通儿科妙极了。一天我早起去喂宝宝，被住院总医师撞见。“如果喜欢喂宝宝，你就来儿科。”他说。但是我来喂的不是全部宝宝，只是其中的一个。他总是孤身躺在婴儿床上，从没有人来看望。可能是天生对可卡因有瘾吧，我想。他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关头，但还是孤零零一个。其他宝宝的家人每天都来，抱着他们在摇椅里坐一阵。只有他没这待遇。

我到现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我一早过去，趁着别人都还没来，把他抱起来放到腿上，低头看他的小脑袋，脑袋中央有一条细细的突起，那是皮肤下骨头重叠的痕迹。我总是一早就去喂他，努力让他体会一种安全感。我知道我的生命中有好多好多用不完的爱和支持，它们洋溢四周，我希望让他也能感受到一点。可短短几周之后他就不见了，转去了哪里、和谁一起走的，从来没人告诉我。

然后我继续轮转，这一次是外科。在那里，我明白了有些事是非用手做不可的。我待在那里老也不走，一台接着一台地做手术。我记得在医学院的第三年时遇到了退伍军人医院（VA hospital）的一位主治医师雷吉大夫（Dr. Reggie），这位大夫允许我和他一起做手术。“我们来看看韦伦斯有没有用心学，”他对手下的住院医说，“让他试试缝合肠道。”我当然用了心，因此也缝得很顺利。

一天深夜，我们要救一位肾衰竭的退伍军人，要截断他一条腿，因为那条腿正在坏死并危害他健康的那一只肾。麻烦的是，因为之前的一次骨折，他的股骨上插了一根金属棒，当时凌晨两点，手术室里没有能截断它的设备。那把电锯差点把我震散了架。于是雷吉大夫向楼下维修部的伙计们求助。他们都喜欢雷吉大夫，因为他向来尊重他们。

他在深更半夜把他们叫上手术室，要他们把最大的锯给我们找出来，再磨锋利、消好毒，而我们就在边上等着。过了一阵，外面送进来一把在双人锯木赛上用的那种大家伙。雷吉就和我拉大锯，扯大锯。我记得还迸出了火星。病人还只能醒着，只做脊椎麻醉（腰麻），因为他病情太重，无法全麻，麻醉医师担心他血压太低，心脏无法承受。我记得我拉锯时，麻醉医师从手术巾帘子另一侧望向我，说了句：“我的老天啊。”我们终于把腿锯断，我双手疼痛，但总算救下了他。我当时就明白我想要救人。

《实习医生格蕾》

后来我正式到外科轮转，又遇到了一位小儿普外科医师米勒大夫（Dr. Miller），他高如竹竿，皮包骨头，头发全秃，哪里都没有毛（据说），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忙的一个。在手术室，他几乎样样都行。他曾从小孩的气道和胃里掏出过一千多枚硬币，每一枚他都存进了那种有插槽的小本子里。久而久之，米勒大夫把他掏出的硬币一一归类，还总结出了儿童最常吞下的是哪一种：“我跟你说，要小心丹佛铸币厂的那些。”他常常发表讲话，介绍统计数据会如何遭到误用并得出毫无意义的结论。每天查房和手术期间，他都会教我们检查结果意味着什么，如何看 X 光片。每周日早晨，他都要正式向学生和住院医师发表一场演讲，他称之为“主日学校”。

他很受众人爱戴，我希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他一样教书、一样得到学生们的喜爱。他女儿和我在医学院是同班同学，她成了我的一位密友，后来还在我的婚礼上加入了伴娘团。几年前的一天，我辞别最后一名门诊病人，驱车到密西西比去参加米勒大夫的葬礼。我走进去时，她和她丈夫，还有他们的四个十几岁的孩子都从接待的行列中走过来，一一搂了我的脖颈。我们一起站在原地哭了一会儿，因为他们都知道米勒大夫对我意味着什么，他这个人代表了什么，为成百上千个孩子做了什么。又为我做了什么。

2.自己好像同时笨手笨脚，又战无不胜

就这样，我在心内科喜欢上了查体；在儿科喜欢上了天真无邪的小病人（但并非“天真”本身）；在外科，我迷上了用手干活、救人性命；在米勒大夫那里，我发现我又萌发了去教书、并有朝一日获得学生尊重的念头。我知道该下定决心去哪一科做住院培训了，也知道了自己不像那些倦怠的神经外科医师。但在医学院求学的整个阶段，我总会在急诊部看见人群如海潮一般向两边分开，让神外的住院医师从中间通过。接着他们迅速开展检查、安排 CT、平静地和家属谈话、再有条不紊地接待下一个急诊病例。

在医学院的第三年，我整个感恩节假期都待在医院，为的是和这些住院医师一起工作，我记得当时只觉得自己笨手笨脚，同时又战无不胜。一星期又一星期，每次经过神经外科手术室，我都会止步张望里面的情形。不是偶尔如此，而是次次都会。只要一经过那里，我百分百会踮脚企立，透过门上那一方窗口朝里窥探。有一天，我决定大方地进去看，也真的进去了，我心想我也可以与人交流、可以救人、教人、做好一名神经外科医师，因为毕竟，我在许多方面已经很像他们。

在杜克大学医院，我头两年的住院培训就这么迷迷糊糊过去了，后来迷糊的两年又变成了迷糊的六年。就在我的医学院念到最后一年，即将踏上不平凡的住院生涯时，我的父亲患上了“渐冻症”，即“肌萎缩侧索硬化”（ALS），这是一种无情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最终会造成瘫痪和死亡，无法用任何手术或干预手段治疗。

我把他留在密西西比，独自去上学，一年后，就在我人生最忙碌最紧张的关头，他突然辞世，我也将独自走过前方的漫长道路。虽然我还不清楚会如何度过未来的医学人生，但是阴差阳错，我将付出整个职业生涯以更好地理解这套我父亲因之病亡的解剖系统。我现在清楚了：我会在我诊治的病人身上见到他的影子，也会在家属的哀恸中见到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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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的生死抉择很快消磨了我理想中战无不胜的错觉。我们一连工作好多个小时，我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睡着，嘴里还含着食物。有一个月，我在午夜驱车回家时两次撞上了同一棵树，幸好是在弯道减速的时候。我还在手术中睡着过。当你经常要接连两晚不睡时，无论多少咖啡因或肾上腺素也无法抵消疲劳。如今像这样的长时间疲劳累积有了一个说法，叫“睡眠缺乏”（sleep de ficit）。身为住院医，你很快会发现，你要做的就是尽量在激流中浮在水面上不被淹死，直到你蓦地发现已经到了对岸。

3.我不仅是在治愈他们，也在被他们治愈

在成为神经外科医师的混乱道路上，我逐渐被涉及儿童的病例所吸引。我眼看着小儿神经外科医师们同家长和患儿一起，从诊断不明的焦灼出发，经过精细的手术干预，最终到达康复的释然。

对于儿童，这只是一个治愈并活下去的机会，他们的角度最是天真：本来很疼，现在不疼了。对于家长，孩子得到了一个足以改变人生的诊断，这令他们痛苦，迸发强烈的情绪，但又必须去充分相信另一个人类，让他来干预治疗。对于外科医生，孩子有着纯粹的潜能，他的一切都未最终确定，所有可能都还在，而眼下就是从根本上改善乃至挽回一个孩子的机会。

《鳄鱼波鞋走天涯》

成为一名医学会认证的小儿神经外科医师需要在住培期满后额外培训一年，称为“专科医师培训”（fellowship）。然后你才算出徒，这时距你本科毕业已经有 11 年。这时，大多数形容枯槁的神外医生会告诉你说，真正的学习才刚刚开始。一旦完成住培，成为主治医师，你就要开始担责了，从此没有人会在你之后刷手上台，也没有人会在你后面走进诊室。你成了患儿和家长托付信任的人，他们指望你来替他们解除噩梦，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如今我已经做了近二十年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先是在伯明翰大学工作了十年，现在到范德比尔特大学这里也快满十年了。

在职业生涯中，我做了数千台手术。胚胎手术最奇妙；创伤手术如果成功，最能使我满足；肿瘤和血管畸形最难做；脑积水最常规，可是当常规出了一点小小的岔子结果失败，也会气得人发疯。我犯错过、后悔过，也有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美记忆。我曾经在急诊手术开始前对家属说我必须走了，“现在不是搞座谈的时候”—我曾告诉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襁褓中的女儿已经脑动脉瘤破裂，随时会死，我不能再往下说了，因为我必须马上进手术室抢救他们的孩子。

我曾经被人大吼，偶尔还因为无法阻止注定的结局而遭到威胁，每一次我都会试着理解家长的难处。我曾与患儿父母一同哭泣，有时因为释然，有时因为悲伤。我还曾在无人的更衣室里落泪，那些泪水是从一个我自认为已经压制住的角落涌出来的。

多年来，我始终在眼睛看不见的地方保留了一块想象的土地，那是一片长着葱郁青草的平原。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必须有一个地方埋藏这些记忆。每当遇到理解不了的事，当那件事令我质疑自己的信念，或使我陷入深切的悲伤，这时，我就安静地坐下，想想那片目不可及的绿色原野。

我想象自己沿着一列小小的土堆走着，直到发现一个尚无人迹的新地方，这时我就移开草皮，在地上挖一个洞，将我对那个结局悲惨的孩子的记忆放进一只盒子，再将盒子埋进洞里，重新盖上草皮，在这里拍出一个小小的土堆。每一次，我都会这么做。然后我离开那片绿野，走回生活。

我们当然都很脆弱；最脆弱的，就是我们当中的小不点。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黑暗与未知会使我们愈加脆弱。然而凡是生命皆想生存，而我也明白了我们都有非凡的韧性；韧性最强的，同样是我们当中的小不点。一个孩子来到我们这里，患有某种需要干预的疾病，那病正出现在他生命中最神圣的部位——脑或脊髓，正是这些部位使我们成为人类。我常常觉得，为他们手术有一种效果，使我更像一个人类了。我不仅是在治愈他们，也在被他们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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